此外，斯里兰卡于1951年颁布了《土地保护法》，并于1996年进行修订。

那么民事诉讼能否真正有效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呢？答案是不能令人乐观的。然而，我国的学生申诉制度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主要包括：教育经费管理措施、教学工作管理措施、教育事业计划管理措施、高校招生与选拔工作管理措施、高校学位授予工作、管理措施等内容。也就是说，全国人大是否制定法律、何时制定法律及制定怎样的法律主要在它自身的掌控之中，由自己审时度势，自主定夺。[11]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大致上可以分为抽象教育行政行为与具体教育行政行为两类。因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一基本权利，也不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这一权利。[20][英]A·埃德：《人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页。

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教育法律监督工作。但同时也承认公民的请求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且须谨慎行使，而违宪审查机构即便认定立法不作为违宪，也需要对立法权给予充分与必要的尊重，以保证立法权的相对独立的品格，贯彻法治国家的宗旨。我们可以分类来对其进行阐述。

那么民事诉讼能否真正有效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呢？答案是不能令人乐观的。【摘要】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意义重大。[20][英]A·埃德：《人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页。只有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形成公民的具体权利后，才能为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为全面的保障提供一个前提条件。

由于民族国家在时下依然是保护人权的主要政治实体，故任何一个缔约国都必须承认和接受按照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方式来履行保护人权的职责，否则就无法在国际人权关系中立足。[3]有关受教育权变迁的历史，请参阅周志宏：《学习权序论》，载《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上册），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9—197页。

进入专题： 受教育权 立法保护 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 。在逻辑上，后者是先于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这个命题的。[20]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不仅要承担保证受教育者依法接受现存的各类受教育权利的义务，还应承担按照其接受的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建立适应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的义务。另一方面，当行政机关自身能力有限时，也可以利用社会力量来增加公民实现受教育权的保障。

[5] 考察建国以来我国所颁布的四部宪法可以得知，尽管对于有关教育条款的具体规定不同，但都有公民具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规定。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体系也就相应地呈现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双重保护。[16]参见杨静、魏迪：《论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一个比较法的视角》，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签署《公约》意味着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仅是国家的国内法义务，而且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国家义务。

《教育法》只规定了申诉主体、申诉范围，而对申诉期限、申诉管辖、申诉受理程序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因此申诉制度应该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申诉对受教育权救济的作用。这项核心义务的内容是：保障在不歧视的基础上进入公立教育机构学习的权利，确保教育与第13条第1款规定的目标相一致。

近年来的几个案例[17]则明显昭示着我国受教育权的保障正朝着公法权利的方向发展。宪法诉讼是实现保护基本权利的最后和最高的救济方式，缺少宪法制度上的人权保护注定是不完整的。

但同时也承认公民的请求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且须谨慎行使，而违宪审查机构即便认定立法不作为违宪，也需要对立法权给予充分与必要的尊重，以保证立法权的相对独立的品格，贯彻法治国家的宗旨。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教育法律监督工作。后来兴起的肯定说摒弃了否定说，认为社会权的规定是宪法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其性质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公民甚至可据此请求法院进行救济。确保在不受国家或第三方干涉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教育机构，但此类机构必须符合最低限度教育标准。对比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受案范围中只列举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并没有把受教育权列入其中，《行政复议法》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对于行政机关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文件而言，通过法律监督保证上级机关制定的文件效力高于下级制定的文件效力。

司法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一直被作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救济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实现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当然，如前文所述，立法机关对于立法事项享有自由裁量权，立法机关在有责任制定促进社会权利实现的法律的同时，也构成了自身的立法裁量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承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要按照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但由于起步较晚，与那些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有关受教育权的教育立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离法治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我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公立学校等。第二，行政执法措施，也就是具体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和行政法规、规章而规定和采取的行政措施。

[14]参见高一飞、李湘芬：《免费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www.law-lib.com。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8]其他主体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全国人大作道德上的督促，使之产生立法上的动因。师资的构成和资格的认定。

与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对应的义务都属于此类，如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条第1款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这也即是为国家设立了保障和促进的积极义务。[2]这还不包括如美、德等教育地方分权制国家在州宪法中所作的教育规定。

[19]受教育权即属于此类权利，根据国际法，受教育权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因此就要求国家提供足够的教育条件和设施，以保护受教育权的完整实现。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针对非特定对象而制定规章等具有普遍约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如教育立法、教育法规及教育政策等具有宏观性、指导性意义的教育行政行为都属于此类行为。

违法、不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管理活动违犯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22]具体请参阅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548页。

没有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受教育权就无从变为现实。[22]实际上，上述一切适当方法应该还包括行政的方法这一重要方面。由于《公约》没有国际上的个人申诉程序，国家的司法补救办法对其中某些权利的实施便愈发重要。规定受教育权为基本权利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倡导平等价值的社会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诸多国际人权规范，如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

《意大利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共和国颁布教育方面的一般规范，并设立各种与各级国立学校。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在韩国、日本等国甚至被视为生存权的组成要素，是保障公民在现代社会中正常、体面地生存的权利，是公民在受教育方面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自由，并可要求国家或他人为其受教育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并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是公民其他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早期各国一般都持否定说，认为受教育权条款科处立法者的是纯粹的政治上、道德上的义务，而非法律上的义务，故公民不能据此享有具体的请求权。在民事纠纷中往往只能以赔偿结案，受教育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开除在籍大学生仅以赔偿是无法弥补学生由于受教育权的侵害而带来的损失的，而且如果当事人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往往被法院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从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手段和方式，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发布行政措施决定，举办各类学校或对各类学校予以资助，保护社会其他组织的办学权，裁判教育领域相关纠纷等。在现代社会，教育既是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者的健全公民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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